大爆炸后的黎巴嫩如何重塑政治身份-太阳集团tcy8722

8月10日，黎巴嫩总理哈桑·迪亚卜发表电视讲话，宣布政府集体辞职，以回应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。 新华社发

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后，民众的抗议之声仍然是要求废除“教派政治”，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，来应对国内经济发展乏力、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疫情防控等敏感议题

王晋

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大爆炸，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，更震撼了黎巴嫩社会。

在爆炸事件结束后不久，黎巴嫩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，要求政府变革。在黎巴嫩政治平衡脆弱、经济发展乏力、疫情传播蔓延的三重威胁下，黎巴嫩的政治不满意度上升，民众要求变革的声音难以抗拒。当地时间8月10日晚，黎巴嫩总理迪亚卜发表电视讲话，宣布本届政府辞职。

从“大黎巴嫩”到“真主党”的崛起

黎巴嫩实行独特的“教派政治”原则，各个团体依据不同的宗教和教派属性，来划分国家权力。黎巴嫩总统归属于黎巴嫩基督徒，总理归属于逊尼派穆斯林，议会议长职务归属于什叶派穆斯林，副议长职务由东正教徒担任，而陆军参谋长则由德鲁兹教徒担任。议会席位依据不同的宗教和教派属性予以划分。

尽管从1943年的《民族宪章》到1989年的《塔伊夫协定》，议会席位的划分出现了较大变化，什叶派和逊尼派逐渐获得更大的影响力，但是，“教派政治”传统仍然使得黎巴嫩中央政府长期孱弱，无法有效管控黎巴嫩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。

“教派政治”传统，其实是黎巴嫩历史和国家建构的独特产物。现代黎巴嫩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流亡在法国的一些黎巴嫩精英，以及一些法国的社会团体如“马赛商团”，纷纷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黎巴嫩政治实体。但是，黎巴嫩政治实体究竟应该是以黎巴嫩沿海基督教区域为主的“小黎巴嫩”，还是要涵盖黎巴嫩山脉的穆斯林建立一个“大黎巴嫩”，成为争论的焦点。

最终，“大黎巴嫩”方案被采纳，黎巴嫩基督徒、逊尼派穆斯林、什叶派穆斯林、东正教徒和德鲁兹人，也以人口对比为依据，通过教派政治的原则分割权力。

但是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贫困和边远的穆斯林群体人口激增，政治意识增强；巴以冲突在1948年后长期出现，以及巴勒斯坦抵抗组织进驻黎巴嫩，将黎巴嫩推向了中东冲突和博弈的前沿。黎巴嫩逊尼派和什叶派人口超越基督教人口，谋求更大的政治影响力；1979年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，鼓励着黎巴嫩什叶派建立类似于伊朗的“教法官监国”政治体制；1982年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打击巴勒斯坦抵抗组织，加剧了黎巴嫩教派矛盾，直接导致了什叶派“真主党”在黎巴嫩南部的崛起和发展。这些因素导致黎巴嫩教派力量对比重新演化，成为了1989年《塔伊夫协定》的重要依据。

对于黎巴嫩基层来说，教派政治意味着权力现实。不同的教派以主要的大家族或者社会组织为主，自下而上地构建国家权力体系。比如，德鲁兹派的杰马耶勒家族，长期以来是黎巴嫩国内的重要政治势力；逊尼派的哈里里家族，长期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；什叶派的“真主党”，则在黎巴嫩南部享有事实上的地方权力。教派政治看似复杂，但却建构了黎巴嫩的政治现实。

构筑“黎巴嫩人”的诉求

贝鲁特大爆炸，源于港口官员和机构的管理不善，将大量硝酸铵放置十多年，成为了始终悬挂在贝鲁特民众身边的“定时炸弹”。

尽管在爆炸发生后黎巴嫩政府第一时间开始“追责”，逮捕了十多名涉事官员，同时表示将彻查此事，但是仍然无法平息民众的怒火。贝鲁特港口的硝酸铵，不仅引爆了港口，也引爆了民众的愤怒之情。在巨大的压力下，黎巴嫩内阁多名部长和总理先后宣布辞职，黎巴嫩国内陷入政治动荡。

国内政治派别纷争，是黎巴嫩政治变革的重要阻碍。尽管黎巴嫩国内多个政治派别，如黎巴嫩“真主党”、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、黎巴嫩德鲁兹等教派领导人都纷纷表示，要谋求建立更加团结的政府，但是，如何划分权力，又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老问题。

在现实中，黎巴嫩“真主党”以“抵抗入侵”的名义，继续掌控黎巴嫩南部，保留自己的武装力量，甚至不顾黎巴嫩政府的禁令，派出旗下的武装组织进入叙利亚，帮助叙利亚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。

在过去的几届内阁中，不同的政治团体往往就黎巴嫩总理和一些重要部长人选，长期争执，导致黎巴嫩政府缺位。尽管黎巴嫩基督教、逊尼派、什叶派和德鲁兹等主要教派的政治家族逐渐由80后成员接管，但是，如何破除既有的教派政治传统，仍面临较大挑战。

外部势力的干涉，是影响黎巴嫩未来政治走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。独特的“教派政治”体系，给周边国家的干涉和渗透，提供了机遇和土壤。黎巴嫩政府领导人往往需要小心翼翼地平衡多方关系，游走在伊朗、沙特、叙利亚和以色列等地区大国之间。比如，1998年，黎巴嫩总理拉菲克·哈里里就因为谋求黎巴嫩的政治独立而遭暗杀，至今案情仍然扑朔迷离。

尽管2011年后中东地缘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，叙利亚由于内部战事陷入纷争无力继续干涉黎巴嫩内政，但是，外部国家对黎巴嫩的干涉仍然存在且明显。拉菲克·哈里里的儿子、前总理萨阿德·哈里里，在沙特阿拉伯的压力下被迫于2017年辞职，其间甚至一度有消息传出，萨阿德·哈里里在访问沙特时候被沙特王储小萨勒曼“软禁”。

2020年年初，总理迪亚卜也是在得到“真主党”的同意后，才顺利地走马上任。伊朗与什叶派“真主党”关系密切，而以色列则长期将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和德鲁兹派，视为重要的潜在盟友。

黎巴嫩民众的抗议示威浪潮，其实可以被视为2019年黎巴嫩国内民众示威的一个延续。在2019年的大规模抗议浪潮中，参与民众大多数是80后、90后乃至00后的年轻人，他们要求采取政治改革，打破现有的“教派政治”体系，建立新的黎巴嫩政治结构，构筑强有力的黎巴嫩中央政府。

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后，民众的抗议之声仍然是要求废除“教派政治”，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，来应对国内经济发展乏力、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疫情防控等敏感议题。

政治身份重塑缺少基础

黎巴嫩的教派政治传统，以及现有的政治规则，是1943年《民族宪章》以及1989年《塔伊夫协定》等重要文件设计的，更是黎巴嫩各个政治派别在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力量对比下形成的。黎巴嫩民众希望构建的，是突破既有的“教派政治”藩篱，形成新的统一的政治体系。但是这种诉求，意味着要破除旧有的“家族—教派—国家”权力网络，构筑新的“黎巴嫩人”政治身份内涵，涉及各个教派关系，涉及黎巴嫩国家属性和政治身份内涵，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。

破除旧有的“教派政治”，意味着要构筑新的政治认同基础，但是，从当前看困难重重。

一方面，这种政治认同需要在黎巴嫩历史和现实中寻找，但并非易事。现代黎巴嫩人的政治身份，往往被追述为“腓尼基人后裔”，但是，这种表述只被基督教和东正教徒接受，逊尼派和什叶派更倾向于接受“阿拉伯人”的历史和传统。构建新的政治身份，意味着要寻找“大黎巴嫩”地区共有的政治属性，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寻新的共同点。但是，究竟是做一个如同基督徒和东正教徒设想的“小欧洲”国家，还是要如逊尼派和什叶派设想的“阿拉伯国家”，究竟是突出黎巴嫩独特的“海洋—腓尼基人”历史，还是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“内陆—阿拉伯人”传统，长期难以调和。

另一方面，黎巴嫩各个宗教和教派在一系列重大地区问题上，显示出了深深的裂痕。比如，在巴以问题上，基督教和东正教徒往往更倾向于中立姿态，而什叶派和逊尼派则同情巴勒斯坦民众。在叙利亚问题上，什叶派倾向于同情叙利亚政府，而逊尼派倾向于同情反对派。在同伊朗关系问题上，什叶派“真主党”倾向于发展与伊朗的友好关系，而逊尼派则更倾向于发展与沙特的关系。鉴于黎巴嫩独特的历史和现实，寻找身份构建的共有基础，仍然难以成功。

政治体系的建立，往往是政治身份的体现和结果。政治身份的变化才能够带动政治体系的变革。黎巴嫩的“教派政治”建立在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之上，要想破旧立新，重塑身份，进而带动国家实现政令统一，弥合分歧，必然长路漫漫，困难重重。

（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，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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